苏华诋毁朱剑心，是何居心？！
苏华诋毁朱剑心，是何居心？！
——驳析苏华先生两篇诋毁朱剑心声誉的文章
1. 总论：
去年七月，偶然从网上看到苏华先生在《南方都市报》于2014年5月8日和9日，连载发表了两篇研究海宁文化名人，现代金石学家朱剑心的专文，即：《朱剑心恋爱至上的狂狷文人》（以下简称《狂狷文人》），及《朱剑心“古今”的言情圣手》（以下简称《言情圣手》）。作为朱剑心的后人，见到有人在研究朱剑心，首先感到的是荣幸，表明我们同海宁市档案局合作，于2013年10月正式出版的《朱剑心艺文存稿》一书（以下简称《艺文存稿》）出版后，似乎已引起读者研究的兴趣，这是一件值得庆贺和高兴的事，也是我们出版该书的目的之一。但是当我看完这两篇文章之后，却
发现文中除了引用了该书中刊出的几幅照片、诗词、文字、印章等内容外，甚至还有几张书中并未刊出的5幅照片和手稿真迹（这些资料我们已捐赠给海宁市档案局予以保存的，按照我们同海宁市档案局的协议规定，未经签约双方同意授权，第三方是不得引用的）。可是据该报编辑部注释：“本版资料图片由作者提供”。那就是说是文章作者提供的，可是在两篇文章中，作者只字未提资料来源，也未说明是对《朱剑心艺文存稿》一书的解读或点评，而更令人费解的是作者在《言情圣手》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故弄玄虚地写道：“朱剑心所言‘失恋’时所作‘缠绵悱恻、回肠荡气的诗词’，除了一篇近三千字的长诗‘语溪女儿行’公开刊发外，其余数百首均录存在准备结集出版的‘浮生梦痕’之中”。这充分表明作者尚未知道《浮生梦痕》诗词集，实际已于前年十月在《艺文存稿》书中刊出，作者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别有用心、视而不见的瞎说呢？！到底是出于怎样的动机和目的呢？！我随即同海宁市档案局取得了联系并反映这一严重侵权和诋毁朱剑心声誉的错误行为。档案局负责人的答复太令人意想不到，原来作者竟然是《艺文存稿》一书出版商——《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的编辑和合伙人，因此自然参与了该书出版的全过程，花费了不少精力，这原是编辑应负的职责。可是作者竟然明目张胆地利用职务之便，窃取手稿资料，占为己有，侵权撰文，伤害朱剑心的声誉以谋取私利，把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侵权行为置之脑后，这尤其是对于一名资深编辑或文史学者来说，是绝对不应该犯的低级错误，更是文坛一件罕见丑事！
此后，我同海宁市档案局进行了多次联系和沟通，要求档案局向三晋出版社和苏华反映我们的意见，要求他们说明真相并给出令人心服口服的理由。但几个月过去了，始终没有音讯。忍无可忍之下，去年10月18日开始，我十几次直接去电三晋出版社张总编和苏华先生，但一直无人接听，是心虚不敢沟通呢还是顽固坚持错误呢？！我自然不得而知。不过，忍耐是有限度的，既然如此，我只好采取我认为必要的方式了。
应当承认，作者为了写这篇文章，不止一次地阅读了朱剑心的有关文章，并不加注明区分地整段整句摘引，进行编写，再有机串联分析得出相关结论，应该说这种治学精神是值得敬佩和赞赏。但遗憾的是作者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很好地站在客观、历史的立场上去分析，因此有些结论是缺乏事实依据，因而自然就不能自圆其说。更有甚者，还有作者胡编乱造，瞎说一气的妄自结论，实在令人气愤至极！本来，对问题有不同看法或意见，是读者的自由，我无权干涉和批驳，应让读者自行鉴别。但如今作者如此明目张胆地侵权胡编和诋毁朱剑心的名誉，作为朱剑心的后人，岂能无动于衷，必须坚决给予揭露澄清和批驳，还历史本来面目。让读者
了解真相，就可多一些理解，少一些误解，这同样也是无可厚非的。特别是今天，朱剑心的七个子女都尚健在，本人作为其子女之一，觉得如果不把当时的真实情况说清楚，将来极有可能有读者误将苏华先生这两篇研究朱剑心的文章当作经典或权威，那么其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未完待续）
2. 错误论点一
为此，除了上述已指出苏华严重侵权外，再就其两篇文章中的错误论点，重点具体驳析如下：
1、《狂狷文人》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有一段1966年9月10日朱剑心家被红卫兵抄家的描述，描写得非常细微详尽，还有声有色地借红卫兵之口吻进行批判，以至令人感到作者似乎就是身临其境的红卫兵了。请看作者无中生有的描述：“朱剑心一生重要的诗体生平记实《浮生梦痕》(1926——1931年)，《梦痕之解》(1934——1939年)、《雷鸣集》(1956——1966年)手稿五、六帙也被查出。红卫兵翻看《浮生梦痕》，发现其在1935年当老师时，竟与一女学生乱搞男女关系，而且是未婚先孕……红卫兵的搜查行动终有收获，连骂带讥诮地说他真是一个‘雅颂风骚冶一炮’的‘牛鬼蛇神’！这倒让朱剑心放下心来，因为他生性就是一个‘恋爱至上’者，民国时期对此就坦坦荡荡，不足畏也。但如果让红卫兵看出《赠别某公》诗三首是悼念汪精卫的，另一首《祝（古今）半月刊出版周年纪念》，是与汪伪汉奸集团头头脑脑及一批出任伪职的落水文人相勾结的话，那可真是有历史问题的铁证了”。必须指出的是当时红卫兵并未搜到《浮生梦痕》诗词集，该集是朱剑心逝世后亲人整理遗物时，在箱底衣物夹杂中发现才幸免此劫的。可见完全是作者自己想象瞎编出来的。实际上该诗词集是1986年当我母亲张蕊英与在上海的大女儿、二女儿恢复联系后，由我大妹交到我母亲手上，我母亲不但仔细看了，还逐首查阅典故进行了解析。读者可以想象如果当年真的被红卫兵抄走，今天怎能与读者见面？朱剑心逝世前也以为已被抄走，因为事隔四个月，当校领导向朱剑心赔礼道歉，摘掉‘牛鬼蛇神’的帽子，恢复名誉时，并没有送回被抄走的东西，所以朱剑心逝世前的遗诗中还痛心地说：“一生心血，乃尽付东流”之叹！请问作者明知朱剑心在抄家四个月后校领导就罕见地向朱剑心赔礼道歉，恢复名誉，仍然如此蓄意捏造，又借红卫兵之口发泄，究竟意欲何为呢？！可以想象，当读者知道这一真相后，必然会对作者文章的可信度大为降低，因此作者自以为得计的妙招，以为可以吸引读者眼球的用心，完全是弄巧成拙了。
对于作者认为，其中“赠别某公”三首诗，是悼念汪精卫，因而真是有历史问题的说法，我认为是不够严肃和慎重的，也不是应有的治学态度。因为实际上，原文不是三首，而是四首，没有注明时间和具体人名。因此按常识作者应将这四首诗如实列出，然后再将自己如何剖析、考证得出上述结论的所有资料，具体向读者阐明清楚，让广大读者去进一步鉴别，这才是讨论问题应有的起码态度。可是作者却没有说出任何理由，就断定是悼念汪精卫的，看来作者头脑中的“文革阴魂”尚未散尽，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啊！为求公正，现将“赠别某公”四首诗，全文摘录如下，供广大读者分析评定。（参见《艺文存稿》一书第471—472页）
赠别某公
我来京国识公迟，小草偏承雨露滋。
弭患未能虚入幕，挽狂不力愧称师。
学潮倘亦关兴废，国运从兹想转移。
功罪是非今莫论，不妨肥遯待明时。
三年缔造几番心，对此茫茫百感侵。
草木犹然蒙化雨，禽鱼岂遂忘重阴？
旁观有手惟投石，纫佩何人为铸金？
多少新猷具未展，可胜遗憾费沉吟！
临歧此日几回肠，人海浮沉意倍伤。
眼底渭泾谁复辨，心头恩怨故难量。
伯仁竟为元规卖，叔夜何如阮籍狂！
燕雀处堂公脱屣，伫看祸福判行藏。
鸡虫得失本区区，时命由来异菀枯。
仗义有谁希鲁仲，悲歌无复识唐衢！
惟闻逐鹿争先著，不见驱豺策后图。
转眼秋风行且起，归心我亦托【】鲈。
(鲈字前一个字我在电脑没有找出来，请查阅原书472页）
说实话，当初我们看到这四首诗时，也曾分析猜测这是给谁的呢？从字里行间看，该人有可能是政界、文坛一位名人，因为在《浮生梦痕》诗词集中，有多首悼念亲人、文坛前辈的诗词，但并无涉及具体政界人物，至多是评击和讥讽时局，这与朱剑心一直不问政治的处世之道有关。我们也想到过会不会是暗指汪精卫呢？但了解到汪精卫是1940年3月就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的，1944年11月10日因病在日本治疗期间病死，这样算起来，任职期应为四年多，这同诗中“三年缔造几番心”之意对不上了，所以就不会是汪精卫而是另有其人。我相信朱剑心也绝不会犯这样算错时间的低级错误，对吗？！
我应当承认，作为朱剑心后人，当初决定将朱剑心日记式叙事诗词集《浮生梦痕》公开刊出，并且是一字未改，一首未删的交给海宁档案局存档出版，这不仅表明我们对朱剑心的自信，而且也表明我们对历史的尊重和对对读者的信任，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是经历过一场思想斗争的。深怕公开刊出后，会影响朱剑心一生为人师表的形象，深怕被人误解得到不公正的评论，因为有些内容毕竟是属于个人隐私范畴的，但当我同文化界人士沟通后，使我更加认识到对朱剑心不能只看做是一名家庭成员，而更应看作是海宁一名历史文化人，是社会的共同财富。因此，日记式诗词集的公开出版，不但可进一步提升朱剑心原有的学术地位和知名度，也同时展现了他的诗词水平和国学才华，而诗词中涉及到的人和事，不但丰富了朱剑心人性的真实形象，也可同时视作是对文化史料的一点补遗，也是对家庭文化传承和发扬的一种方式，这就是我们的本意，但万万没想到的是苏华先生却趁机监守自盗、别有用心蒙蔽读者，胡编乱造诋毁朱剑心的名誉，是可忍孰不可忍！
至于苏华将一首纪念《古今》半月刊出版周年的诗大做文章，（经查证该诗在《浮生梦痕》原稿及发表在《古今》第19期上所刊《略论掌故与小品》其时间均为1943年），胡说什么“与汪伪汉奸集团头头脑脑及一批出任伪职的落水文人相勾结的话，那可真是有历史问题的铁证了”。试问作者与哪些汪伪汉奸集团头头脑脑勾搭了，干了什么坏事？应拿出具体例证方能服人，如果拿不出，那就是诬陷了，对吗？另外，朱剑心作为《古今》长期撰稿人，在庆贺周年时，逢场作戏，进行吹捧歌颂一番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古今》的领导者即使有所业务接触也是正常的，难道向汉奸文人掌握的杂志投稿也要同等以汉奸论处吗？要知道朱剑心当时因病失业在老家海宁养病，还未到南京伪中央大学任教，按当时交通及通讯条件怎么有可能同汪伪汉奸集团头头脑脑及一批出任伪职的落水文人相勾结呢？！为改善生活条件，只好卖文度日贴补家用，是无可厚非的。何况汉奸的定义，我想谁都明白，应该是指那些叛国投敌、卖国求荣、求官、利用权势欺压百姓之辈吧。所以是根本连不到一起的。我不妨再退一万步讲，那四首“赠别某公”真的是暗指汪精卫，虽然我才疏学浅，缺乏国学修养，对诗中一些典故不甚了解，因此很难完全看懂无法下结论，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无限上纲上线到汉奸吧，至多也只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反映朱剑心当时对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有些糊涂认识而已！另外从朱剑心当时发表的诸多文章中，也不难看出写的都是一些家庭婚恋、儿女情长、历史人物、小品杂谈方面的内容，完全遵循当时“莫谈国事”的社会氛围。
必须指出，作者更为荒谬的在《言情圣手》一文的最后一段说道：“而他的‘恋爱至上’主义导致他脱离了坚决抵抗侵华日军而南迁至香港的商务印书馆同仁，终没守住民族大义的底线，成为一个在大节上有亏的人，也不能不引起现在为文者的注意”。言下之意，朱剑心因患病想家，又可拿到一笔退职金（苏华文章中误为退休金），加上香港也即将沦陷的背景下，回到沦陷区上海，竟被作者据此又无限上纲上线到没有守住民族大义，在大节上有亏的人了。请问作者，一个区区商务印书馆函授部的小职员，又不是军政要员，竟然成了因避战祸，随迁去香港就是坚决抗日，因病回到沦陷区就是大节有亏的人了，这是什么逻辑？！如果作者不是别有用心，那末只能表明作者政治上的幼稚和无知了。
3. 错误论点二
2、苏华在《言情圣手》一文中写道：“1939年朱剑心写《武则天》一文，署张蕊英名，刊发在黄寒冰主编的《知识与趣味》上。……朱剑心以张蕊英名字刊发文章，实际上是为了给她脸上增光。当年张蕊英与友人在租界区合办了‘上海私立静园小学’，并任校长，（朱震注：是任副校长）。朱剑心此举是为了让家长看到一个有学识的女校长在掌校，从而吸引更多学生入学。1940年2月，在该刊的新年特大号上，朱剑心以张蕊英之名刊发了《董小宛》一文，对于朱剑心的这番呵护苦心，张蕊英并不领情，一年之后，她另起笔名张憬，开始在潘仰尧、陆伯羽编辑的《健康家庭》月刊上发表小说。张憬这一笔名，也意味着张蕊英对自己与朱剑心的家庭生活‘醒悟’开来”。在这里我不得不再次佩服苏华先生异常丰富的想象力。实际情况是当时朱剑心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工作，我分析是母亲张蕊英在上海看了《武则天》和《董小宛》这两部电影后，对影片有些看法和不同观点，遂写信告诉朱剑心，因而触发了朱剑心的灵感，抽时间进行了考证，写了这两篇文章，寄给张蕊英在上海刊物上发表。为什么以张蕊英名字发表，苏华先生的说法，不无道理，我相信张蕊英尽管倔强好胜，但还是领情的。我应当说明的是这两篇文章是张蕊英2011年10月去世后，在2012年4月我才收集到的，当时我看了就认为母亲写不出这样引经据典高水平的文章，究竟为何用张蕊英名发表，已无法求证。直到后来我大哥捐赠朱剑心遗物时，才发现这两篇文章的手稿，才完全肯定是朱剑心所作。不过，在我记忆中朱剑心是不看电影的，我小时候都是母亲与同事带着我一起去看的。至于谈到笔名张憬的由来，母亲向我讲过一段趣闻。张蕊英走上文坛的启蒙老师并不是朱剑心（实际上当时他在香港工作），而是当时学生家长、邻居胡山源作家和浙江省立女中老师黄九如作家。当时与黄九如老师恰好在上海一次活动中相遇，此后母亲曾不止一次带我去黄九如在虹口多伦路家中探访过，她的儿子黄山衣和儿媳虞和敏（是上海商会长虞洽卿之女），我至今尚有印象，每次探访都是向黄九如老师请教，有些小说的原稿也请黄九如老师过目，提出意见，这个笔名张憬也是黄九如老师给取的。是有提高觉悟，反对封建礼教包办婚姻争取妇女解放憧憬未来美好生活之意，这也是她们俩每次交谈的主题，足见她们俩之间不一般的关系，因此决不是像苏华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为了“与朱剑心的家庭生活‘醒悟’开来”埋下伏笔的无稽之谈！我还可以从目前找到的张蕊英以笔名张憬发表的两篇文章即《居里夫人》（原载《中国妇女》第二卷第二期1940年）和《简爱自传》读后感（原载《中国妇女》第二卷第三期1940年）来佐证。从时间上看都是1940年初无疑的，但投稿时间可能会更早，这也是常识，对吧！所以，我真不明白，苏华先生挖空心思在笔名上面故弄玄虚、未卜先知大做起文章来，不是有些无聊吗？！何况多少著名作家都惯用笔名发表小说，以至于读者几乎忘了作者的真名，这也几乎成了文坛行规，苏华先生真的不懂吗？！
4. 错误论点三及严正要求
3、苏华先生在《言情圣手》一文中写道：“1941年秋张蕊英开始公开悔恨认为她委身与朱剑心是一大错误，痛愤起来，常常有自抓头发的狂冲举动。那年冬天，她已觉得身患痨疾的朱剑心是自己的一大累赘，不时催促朱剑心快些回海宁濮桥去，让有名分的老婆伺候他，朱剑心听此见此，心灰意冷，在一个飘雪的凌晨，携一女返回乡里。张蕊英没有想到的是朱剑心的痨病在不离不弃的妻子马茹芬的呵护下竟有如神助般好了起来。1942年初朱剑心受友人之邀应聘到南京伪中央大学任教职”（朱震注：上述两时间有误，应为1942年冬和1944年）。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我还记得童年时父母吵架，都把我吓哭了，每次都是因为母亲没有名分，受朱家羞辱、生活开支入不敷出，父亲老家又不寄钱来等杂事引发父亲恼羞成怒时，也多次要母亲滚，这本来都是夫妻间口角常有的事，也是可以想象得出，当时处于山穷水尽的处境下，朱剑心又重病在身，还有三个孩子，这日子怎过下去呢？可是苏华先生，仅看朱剑心的一面之词，不作任何调查，不设身处地进行历史客观地分析，也不考虑他俩的后人都尚健在的情况下，自以为聪明地武断认定张蕊英是无情无义，不尽妻子责任，将患重病频临死亡边缘的丈夫抛弃不顾的无良女人，而老家中的妻子对患病中的丈夫不嫌不弃、精心呵护下竟然起死回生病愈了。事实果真如此吗？！完全是苏华先生信口开河、无理虚构的情节，请看如下事实和分析：
1941年1月朱剑心因肺病咳血，从香港回到上海，失业在家养病，同时也量力而行做他喜欢的学问，卖文度日补贴家用，张蕊英除了白天去学校教书外还要操持三个孩子和照顾丈夫的家务，晚上安排好大家休息后，就熬夜创作小说，有时甚至通宵达旦，这既是爱好也是为了获得稿费贴补家用。这种超强度的操劳，我已有记忆，历历在目。当我长大后，每当我回忆起这段情景时，我都要流下热泪，佩服惊讶我母亲怎么会有如此旺盛超乎常人的精力，这只能从人的求生本能来解释了。我初步统计，1941年朱剑心在不同刊物上发表了4篇学术性文章，1942年发表了14篇（参见《艺文存稿》一书），张蕊英1941年在《万象》、《健康家庭》、《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了7篇小说，1942年仅发表了1篇小说“明晚的月光”，（文中通过男女主人公，重婚同居，部分真实预述了两人终于分手的历程，只是男主人公并未重病在身）。表明张蕊英此时已无法静下心来创作小说了，要为每天的吃饭发愁了，并且从此再也没有创作过小说，成了文坛上一名匆匆过客（参见“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女作家张憬作品选集”内部出版）。从上述数据，不难证明1941年是朱剑心和张蕊英一段最为美好的黄金甜蜜浪漫情缘时期，也是一个多么温馨和谐的五口之家啊！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氛围，他俩就决不可能创作出那么多作品来。尽管朱剑心是不干家务的，但母亲曾不止一次的对我讲，那时再累也感到幸福，可称作夫妻恩爱，夫唱妇随，情趣爱好相投的和谐温馨家庭。可以设想，若能保持、发展下去，定将有不俗的成就。
但是好景不长，1941年12月7日，发生了“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日军就进入租界，学生都不敢来上学，张蕊英合办的小学，不久就被迫关门，唯一的生活收入就没有，到了1942年下半年，经济越来越紧张，原先朱剑心从香港带回的退职金因为治病也所剩不多了，而那时的稿费，也少得可怜，一篇文章也仅几块钱，而朱剑心对“重婚同居”采取的是正如同朱剑心在“谈恋爱至上”一文中所提及的徐志摩、郁达夫、鲁迅三人的另一种方式，即不负责任的拖泥带水策略，反正自己不回老家。但现在自己病倒了且日益加重，失业已近二年，原来的策略当然行不通了，按理，当时朱剑心是朱家唯一掌门男丁，父母、兄长、弟弟都先后相继去世，在家中应有权威掌控财政大权了，可是实际上朱剑心什么权也没有，老家中表姐妻子虽然亲上加亲，但仗着娘家权势霸持着，朱剑心多次要老家寄钱来，根本不予理睬，反正回来有钱花，要钱没门。当时朱家已开始衰落，但尚有几百亩田地和房产，日子还是过得下去，何况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啊！再说肺病在当时已不是绝症，上海的医疗条件和水平，远比乡下高得多，只要有钱，完全可以治好，可见只有万不得已情况下才会回乡下去。同时如果朱剑心有当家权威，有责任感的话也可安排大家一起回老家，但他没有，张蕊英更不敢一起回去，可以想象如果一起回去一定如同电视剧那样必将被骂得狗血喷头，狐狸精、小妖精不绝于耳。而我这个男孩恐怕连小命都难保（即使女孩也要遭虐待，所以后来母亲安顿好后，还是将当年朱剑心带走的女儿接回身边），所以权衡结果，只有分开各自回老家才有生存希望。我永远无法抹去那场生死离别的情景阴影。朱剑心走时，也以为自己的病将不治，因此只说了一句：“你们自己想办法活下去”。他并没有说，我回老家后会尽快将钱寄来，保证你们的生活费用，你们在上海等着。而且此后直到1947年底正式分手，朱剑心从来都没负责过我们的生活费用。请问苏华先生，这是张蕊英病弃朱剑心吗？！究竟是谁见死不救呢？！客观地说是谁也没有想抛弃谁，只是为了活命才走到这步的。因此如果一定要说谁抛弃谁的话，我认为身为男人、丈夫、父亲的朱剑心，软弱无能不负责任，自己一走了之地抛弃了我们。不妨再退一万步讲，如果朱剑心能担当起责任，像民国时期不少人做到的那样，两房和平相处过日子，那也就没有后来我们那段坎坷经历了。
我被逼无奈深感痛楚的翻述这些尘封半个多世纪的是非恩怨往事，只是为了还原历史真实，并正告苏华先生为人要厚道一些，不要凭空想象臆测去点评他人。何况现在当事人三方都已作古，客观地说，这三方都是封建礼教父母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和牺牲品，相信今天的读者会比我更理性更明白。因此何必再无情地去判别谁是谁非或谴责一个受害者和牺牲品，还是更应该多给他们一些理解、同情和宽容吧！我还可特别说明一下，2009年12月17日，《嘉兴日报（江南周末版）》记者朱梁峰在采访张蕊英结束时，曾问她对朱剑心的评价，当时张蕊英平静地说：“他是一个好人，但生性懦弱，不敢负责。我能活到今天，我感到很满足了”。说明三方当事人之一，亦已将当年的是非恩怨化作云烟，消散而去了！
综上所述，苏华先生的这两篇文章，我实在无法理解，身为资深编辑，文史学者，竟然会如此肆无忌惮地凭空捏造、随意虚构无视职业道德，监守自盗，侵权撰文诋毁早已作古的地方一般文化名人的名誉，究竟意欲何为？！在事情败露后，又毫无正确认识，拒不认错。因此我认为如果想效仿网上恶搞泼污秽的手法藉此博取读者眼球提高知名度的话，其行为实在是太卑劣了，（有朋友就提醒我这样认真去批驳就是中了他的计）。这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过其臭名确实可以远扬了。我写本文进行批驳，只是要讨回一个公道以免以讹传讹，还历史本来面目。
最后，我严正要求苏华先生必须公开向朱剑心后人赔礼道歉，我保留必要时将进一步追究其法律责任、赔偿经济和健康损失的权利！
朱震
2015-4
注：本人曾按惯例向登载苏华文章的报刊《南方都市报》投稿，期望能在原有范围消除其影响，以正视听，同时也可显示该报的公正。但投出后一段时间，该报并不理会，后经查询答复为“按媒体行业行规，不答理即表示不以采纳之意。”我不清楚苏华在该报发表的这两篇文章的背景，但按常理应允许反对方申辩或驳斥以表明无冕之王媒体之公平、公正，对吗？！因此该报之做法实在有失堂堂大报之风范！无奈之下我只好在网上发表，让广大读者去鉴别评点吧！也希望能对当前不够健康公正的文风有点细微抨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