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大城》笔记

大国大城（陆铭）

聚焦上海发展道路，呼吁取消人口自由流动门槛，逃回北上广！主旨呼吁取消人口流动

我的总结

作者是赞同大城市应该聚集在一起来发展，这个前提是大城市应该对未来或当下有足够的认识，比如居住、交通、医疗、未来的人口规模、都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比如上海的人口规模就应该乐观一点，当前的2500万常住人口，那在未来的十年就应该设计人口是3000万或者更多，这个3000万的设计还是在限制人口流动的前提下进行规划的，作为一个中国，上海和其他大城市在货币和文化上比欧盟要好很多。在有这么好的前提下，人口什么时候能自由流动，当前的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带来的影响是不够乐观的。当然对于小城市来说，应该客观的认识到自己城市的未来人口规模，不能总是乐观的对待。不然就会出现空城和高负债的情况，而这种情况买单的还是全国人民。反正都是全国人民来买单，那就更应该保持全国人民的基本福利是一致的，当前是各个省、各个城市、各个地区的社会基本福利不一致。

书中的内容

• 在建设用地指标（使用权）的交易中，关键是要以农民在城市里有就业和社会保障为前提，并且要基于自愿和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这就不会剥夺农民的利益了。农民闲置土地进行流转
  资本流向短缺的地方：标准是谁的投资回报高而不是谁缺钱

• 2009年城市质量发展报告中提到：三个M——Time、Grime、Crime。只要把这三个M的成本降下来，一个城市就可以不断提高它的宜居程度，从而不断地壮大。至于城市的极限，其实不是天然给定的，而是取决于日本人中有多少愿意承受高房价而生活在东京，不迁移到其他城市。
  如果你相信全球城市发展经验，那么，城市有病，政府去治病就行了：交通拥挤，你发展地铁；环境污染，你改变产业结构；犯罪率提高，你促进社会和谐。不能说城市有病，就把城市人口规模管住。因为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相当于“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因为这样会使城市没有了经济增长，因此也没有竞争力了。

• 中国省与省之间的发展差距更多是制度造成的分割不是发展水平

  • 城市：讲究规模 降低3M
  • 地区：生活标准均等化
  • 国家：国际贸易代替劳动了流动；高技能人才吸引回流或限制出国

• 今天中国很多问题的讨论都涉及公共政策，然而很遗憾的是，在这些讨论当中，国民却缺乏一种对于公共政策设计的基本原则的认识——公正性。何为公正性呢？美国的政治学家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当中提出，一个问题中所涉及的所有各方，都应该被放在同一个标杆之后，在那儿没有角色之分，也没有社会差异，这样的原则被称为“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更通俗地说，其实这就是国际版的“换位思考”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意味着在公共政策的讨论当中，每一个公民所持的观点应该与自己的社会身份无关。再换句话说，公民所持的观点不应该跟自己是否在当前处于既得利益的位置有关。一个公正的公共政策，应该达到这样的状态：不管是这个政策的直接受益者还是受损者，如果把他们的位置调换一下的话，这个政策仍然会被认为是合理的。对于那些在既有政策下得益的人群

• 除了对于最基本的人性的尊重之外，我时常觉得，当前中国对很多公共政策的思考与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公共政策原则就是，要保证这个国家的公民在公共政策实施过程当中不会因为他特殊的身份而受到歧视，这关系到这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文明的现代国家。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中国很快就会成为全世界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再过10年，中国就可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发达是物质层面的，价值观才是文明层面的。我们应该经常问问自己，我们的很多政策取向是否跟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应该具备的价值观相符？我们是否做好了这样的准备，接受一些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面向未来，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如果要获得国际社会的尊敬，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国际社会普遍遵循的原则。如果不能平等对待自己的国民，那么，当中国强大起来以后，怎样让别的国家相信，我们可以平等地对待

• 现有体制下，如果地方政府欠了债却还不起，最终，还是要全体人民一起还的，不是税收，就是通胀。事实上，一个地方能想的永远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提高人们的收入。一个地方只会因为有产业、有就业吸引人口流入，公共设施和住房的需求是人口流入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 何必要求黑龙江这样的省份保持与全国同步的GDP总量增长速度呢？黑龙江能够安心做好全国人民的大粮仓，保护好它的黑土地和森林，让全国人民能够有个林海雪原的梦想，夏天去乘凉，冬天去滑雪，不是很好吗？要那么多人常住在半年下大雪的地方，又何苦呢？现在，有一部分人从东北三省向南方迁移，只不过是把他们需要待在家里取暖的半年换个地方挣钱，这有什么不对吗？

• 中国当前的劳动力水平不足以带动产业升级，因为现在企业一种是机器人带来的发展一种是产业密集型的，而企业密集型的产业生产的产品在竞争面前很脆弱。对于劳动力来说，劳动带来的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在下降，企业收入的比重在上升，说明企业和劳动力在抢收入。简而言之就是资本在变恶。地方政府在干预的前提下，倒闭劳动力进行学习再培训来就业。导致的结果是税务部门会将大企业缴纳的税收作为完成任务的基础，甚至把税收任务分解，直接向大企业摊派。因此，在地方政府看来，如果当地有大企业作为税收大户，税收就更有保障，这就难怪地方政府偏爱大企业。而大企业往往也是资本密集度相对更高的企业。

• 地方政府积极开展招商和基础建设，一方便时改善招商环境一方面是参与腐败，看看那些豆腐渣工程就明白了其中的猫腻。地方政府还进行过多的同质化建设，国家出了一个产业指导政策就会一哄而上，导致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

• 近来，我听到了一种最为可怕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在这里，政府非常强大，理论和数据分析的结果都没有意义。听到这样无比自信的话，我一边冒着冷汗，一边回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市场应该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而政府只是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政府应该去弥补市场的不足，而不是和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来个“反向操作”。

• 距离天津 上海 香港这些大型港口在600公里范围内的 发展出口有益经济增长，1500公里以外的其余的更适合国内和区域市场

•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不太可能像美国和英国那样以金融和教育形成全球竞争力，至少不太容易。但是，中国完全可能像德国、日本和韩国那样走一条以制造业强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中国劳动力不仅需要提高受教育的年数，更要提高现代制造业需要的技能。对于农村的孩子教育问题：一方面是拉高地区的教育；一方面是可以让入城子女享受现有的城市教育。
  读书无用论在农村被宣传的很好，前提还是教育投入的产出低，么有动力去改善孩子的教育。

• 城市里的工业和服务业才是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来源，城市化才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和教育回报的长远之道。

• 最近在留守儿童的问题得到越来越多关注以后，社会上有很多争论。有一种声音是，现在农民工只顾挣钱，不顾孩子，这种批评是不负责任的。这种思维方式得到的政策就是鼓励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回家——如果在城市打工的父母回家工作的话，留守儿童的问题不是解决了吗？但事实是，让留守儿童的父母回家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可能使得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因为当他们回家的时候，收入将大幅度下降，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可能更差。既要发展城市，满足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提高农民收入，还要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实现这样多赢的目标，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他们进城。不仅要让他们进城，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教育的投入，让他们能获得跟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这才是最终能解决问题的出路。这些孩子长大以后，总要成为劳动力，学校教育之后，劳动力还可以进行培训，进一步增加人力资本。对于已经成年的。

• 现代经济里，越是富有的国家，知识（包括技术、信息和创意）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大。

• 人的另一个天性，是喜欢多样性，而不喜欢单调乏味的生活。只有城市，才可能提供这样的多样性；只有大城市，才可能提供更多元的文化和更多样的消费服务。其中的道理在于，在一个有大量消费品和服务供给者的市场上，每一个生产者都可以仅仅针对某一细分市场提供消费品和服务，而无须担心没有生意做，因为在大城市里，某一特殊偏好的消费群体数量都足够多。这样专业化的结果，既能使得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同时，也使得人们在专业化的生产中不断积累经验，加强专业化程度。而专业化程度又反过来提升了生产者的竞争力，以及城市生活的品质。

• 从某种意义上说，居住在大城市的市郊，每天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在市郊和市中心之间来回奔波，本身也是为获取更好的工作机会所付出的代价。如果要接近工作地，就买更贵的房子；如果收入不够高，就花更多的时间在路上。选什么样的生活，自己决定。总之，房价就好比是获得便利性的“入场券”。

• 大量的企业在大城市扎堆，特别是集聚在中心城区，是为了交流的便利。那么，有没有可能，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面对面的需求减少了？部分是有的。比如说，人们可以在家办公，通过远程通讯方式与同事和客户打交道；人们要与朋友交流，可以打电话、发微信，而不一定要每天见面。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事实上的情况是，线下和线上交流两者不是“互替”而是“互补”。比如，微信朋友圈里都是见过面的朋友，刚开始会与一个人在微信里交流，接下来就是面对面的讨论更有效率。在人力资源领域，面试是很重要的招聘途径，这不是打电话所能替代的。

• 线上的交流实际上会产生更多的线下交流的需求，信息技术只是节省了与某个特定朋友见面的次数，却可能催生了与更多人见面的需要。

• 主力打造消费型城市，城市的生活品质正在对人口迁移的构成吸引力。新增加的消费需要见面和体验，将拥有更多的电影、话剧、健身房，减少在家看电视和碟片的时间。越是发达国家，越是知识密集型产业越高，相关从业人员更愿意居住在大城市，这样既能满足工作中需要信息交流，也能满足收入水平提高之后对物质和多样性的需要。当前大城市的发展更多的体现城市人口规模限制和户籍制度。

• 城市的发展继续用高技能人员，也需要低技能的人员两者搭配才能让城市正常的运行。经过数据的推论证明一个城市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一年，这个城市的劳动力平均工资可以获得21%的提高。

• 高房价和“城市病”就是消费者为获得大城市的生活所支付的代价。因为高房价牺牲了生活质量，从而获得了更接近多彩世界的地理位置。换个角度来看，为了大城市的生活，住更贵更小的房子，却节省了长途往返于小城市和大城市之间的金钱和时间成本。如果要接近工作地，就买更贵的房子；如果收入不够高，就花更多的时间在路上。选什么样的生活，自己决定。总之，房价就好比是获得便利性的“入场券”。

• 人越有钱越会购买“体验”，吃饭穿衣的需求都会趋于饱和，而体验经济的消费是不断提高的。比如假名媛去高消费场所拼单也是为了这点？

• 越是知识密集型的产业，人口聚集程度也越高。既能满足工作和信息交流，也能满足生活品质和多样性的需求。城市的聚集发展说明科技的进步没有取代面对面的交流的需求。先建设大城市还是先建设中小城市目的都是促进农转非的进程，降低农民进城的心理预期和成本。不限制大城市发展的同时也鼓励中小城市的发展，是的大城市能起到辐射的作用。

• 有一种在现实中存在的担心是，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城市将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从而加剧失业问题。人们常常认为，在城市扩张过程中，低技能者将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担心就业问题的人，忽略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那些外地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而且无法获得本地人的福利待遇，那他还留在大城市干什么呢？“人力资本外部性”是存在的，一个城市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一年，这个城市的劳动力平均工资可以获得21%的提高，而且的确是低技能者所获得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更大。

• 现代服务业越来越依靠知识、信息和技术作为核心投入品，而面对面的交流有利于知识、信息和技术的生产和传播。大城市的政府不能认为自己不需要低技能劳动者了。恰恰相反，消费型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大量都是教育水平并不高的劳动者，而他们从事的工作又是不能被机器替代的。可以这样说，给定一个国家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反而使大城市吸引大量的低技能劳动力前去工作。

• 服务业分为生产型服务业和生活型（消费型）服务业。相对来说，较高技能的劳动者更多地集中在金融、贸易、咨询这样的生产型服务业里，而较低技能的劳动力相对来说更多工作于生活型服务业。

• 根据齐夫法则（Zipf’s Law），一国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二大城市人口的两倍，是第三大城市人口的三倍，依此类推，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N大城市的N倍。

• 当以知识、信息、技术为主的现代服务业的比重还没有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对于居住在市中心去享受人和人交流便捷的需求也没有那么强烈。

• 劳动力流动的最根本目的是提高收入，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大城市具有规模经济，人们的收入水平更高，就业机会更多。于是我们就会看到，大城市自然而然地成为劳动力流动的首选。既然如此，为什么户籍制度不从大城市开始呢？常常被拿来说的一个理由是，中国公共服务的筹资体制是基于地方财政的，所以地方政府总觉得，教育啊，交通啊，都是我本地财政提供的，如果你不是我本地人，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公共服务平等地提供给你呢？

• 如果国家地区间移民不自由，那么地区收入会出现差距问题，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财政转移支付来抹平。欧盟国与国之间的移民和基础服务大家都能享受到。而我们作为一个有统一货币的国家缺还享受不到这份戴玉强？问题出在哪？

• 我们现在的大城市病是不是政府对人口预测的比较保守导致的，比如规划的是1700万，但是过了5-10年，人口可能达到2000万啦，那么这多出来的人口确实满足不了，因为设计的是1700万人口的规模。这个不适合三四线城市的人口预测。

• 人口在300以上:100-300=0.29，中国存在的问题是大城市不够大，不够多。限制城市的承载力是什么？土地、大气，当一个人的在城市的生活好处抵不过成本的时候， 那么大城市就不会继续扩张了。

• 早在2011年前后就有估算称，中国的一年公共安全支出已经超过6000亿元，这还没有包括老百姓自己用来保护财产和人身安全的支出。难以统计的是，中国的公共安全支出中，有多少与城乡分割所引起的社会矛盾有关。

• 宜居城市的定义：生活方式越是与人性一致，这样的城市才越宜居。追求物质富足仍然是人性的首要因素，然后才是对自然环境、安全、社会和文化条件，以及公共治理的追求。经济活力和竞争力、环境友好和可持续性、国内安全和稳定、生活质量和多样性、好的治理和有效的领导五个大类。
  

• 改善环境最终还是要靠产业结构的调整，当制造业被逐渐转出，技术和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生活方式向绿色环保转变，居民对于汽车的使用量得到控制，城市环境就改善了。

• 中国今天面临两个方面的效率损失：第一是全局的效率——每个人都想自己，每个地方都想维护本地的利益，结果却损失了中国作为大国本应有的跨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第二是长期的效率——百姓往往短视，政府官员的任期也短，更加强了政策的短期化。公共政策如果导致了效率损失，结果可能导致经济的竞争力下降，而这在全球化的时代是非常危险的。

•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人在面对风险的时候，需要储蓄以防不测，而如果社会保障健全则储蓄的动机将减弱。中国的社会保障日益健全，但农民工的状况却改善甚少。
  不能安居乐业的预期会制约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如果外来务工者是几乎不能在打工城市定居的，那么，他们的行为就将是能省的就省，能租的就不买，因为耐用消费品很难带走。如果外来人口缺乏在工作地安居乐业的预期，那么，他就会想，如果未来有一天回到老家，自己的收入就会大幅度下降，于是，他就会为未来而增加储蓄。

• 社会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更强有关，其实，“美国梦”的道理就是说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致富的机会。所以，当我们对中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表示警觉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什么样的收入差距是特别有害的，其实是那些与身份有关的收入差距。当不同身份的人收入差距扩大“的时候，那些带有不利身份的人们已经输在了起点上。

• 身份与暴力一书给我们的启示是：城乡二元结构在我国的发生。如果农民进了城，却没有融入城市生活，那么，这就会阻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如果不及早地重视城市内部的社会融合问题，那么，将对城市的和谐发展带来巨大的隐患，城市的政府和居民将用越来越多的资源去维护稳定和雇用保安。

• 中国当前的户籍制度带来的身份差异只是制度造成的，应该容易解决，而世界上其他地区存在的族群差异往往有着更为复杂的种族的、文化的和历史的原因。但是，如果户籍造成的身份差异持续得不到化解，那么，它对于社会和谐的负面影响同样是让人警醒的。

• 中国的问题，一向有两种原因，一是不明白，二是装糊涂。如果只是不明白，还好办，那就说道理、摆事实。难的是，如周濂那句流行的话一样，“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公共政策，往往事关切身利益，装睡的人也不少。说道理、摆事实也都不行。

• 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一起，改变了美国。用金的话来说，“美国民主的伟大光辉，正体现在有权利为正确的事情发出抗议”。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就在于它为每一位公民提供了平等的权利，无论你是黑人、亚裔、穷人还是残疾人。在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城市纽约，既有富人的奢华，也有穷人的梦想。在中国，没有美国式的种族冲突，却有地区间和城乡间的矛盾。